新书推荐 | 佛教之于中国的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隋唐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佛教。作为一种有着深刻精神内涵和哲学意蕴的宗教，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就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之际，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相互影响，产生了《肇论》这样具有纯粹思辨性格的哲学作品，提升了中国人的哲学思辨层次。在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竞放异彩，也极大地推动了儒学的创新。直到宋明时期，理学虽号称直接孔孟，但究其根底，二程、张载等人无不“出入佛老”，对佛教义理谙熟于心，而后神而明之，创通变化，返归于《六经》而得其旨归。即使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早年也熟读《大慧语录》，“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
如果我们将视线一直拉长到现代，则当代新儒学的建立仍然不能与佛教思想脱离干系。熊十力先生的名著，题为《新唯识论》，实为当代新儒家心性论一脉的开山之作。马一浮先生在为《新唯识论》所作序言中评论该书“囊括古今，平章华梵”，“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道生、僧肇是鸠摩罗什的亲传弟子，玄奘、窥基则是唐代唯识学的创始人物；王弼的《周易注》“得意忘言”，开玄学之新风；龙树之《中论》则“由假入空”，树大乘之宝幢。由此可见，新儒学之“新”，并非从空而降，由地而出，除了时代潮流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佛教义理思想的刺激。
佛教传入中国，是关乎中国文化命脉的大问题。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沿着中亚、西域这一贸易路线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还有很多，如基督教、摩尼教等，但何以这些宗教纷纷沉寂于历史的帷幕之下，唯独佛教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主流宗教？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或许没有最正确的答案，但可以提出这样的思路和设想：与基督教、摩尼教这样明显的“二元对立”型（“天堂”与“地狱”或是“善”与“恶”）宗教相比，佛教的“无我观”“缘起说”等非对立型的思想更为切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非没有对超越性的追求，但也没有将超越性、神圣性与日常生活分割为两个世界的二元论思想，毋宁说，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粥一饭、亲情絮语、悲欢离合，“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这种对人生至情的眷恋和执着，就是人生归宿和人生理想之所在。
但事实上中国人尽管接受了佛教，却并非全盘接受。在中国的佛教宗派中，“三论宗”和“唯识宗”最为忠实于印度佛教的原义，但却消亡得最早。此中原因，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过分析：“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长久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吉藏的“三论宗”和玄奘的“唯识宗”，可说是印度佛教“空”“有”二宗在中国的嫡派传承，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的影响却并不大，反而在印度并不起眼的“如来藏佛性”说在中国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中国人毕竟不能承认现实人生为“空”，为“污染”，为“无明”所推动，是盲目意志所导演的彻底的人生悲剧，而是要在这痛苦的现实人生之中寻求其庄严美丽的意义所在。如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所说，如来藏（或“真常心”）学说为中国人所易于接受，是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切合了中国思想“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传统。
此后中国化佛教的发展即沿着这一道路开展，经由天台、华严、至禅宗而登峰造极，“担水砍柴，皆是神通变化”，“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不曾挂着一缕丝”，神秘莫测的宗教修行由此而落实在平淡无奇的人生日用常行中，但又并没有放弃对终极实在的追求。
宋代禅僧法常有一首著名的《渔父词》：“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珽珽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在这里，严冷阴郁的宗教境界已经化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并在这瞬间的审美体验中流露出无限的人生意义。
哲学是一个民族思想之根底，中国哲学的发展深受佛教义理之影响，这一点，已为当代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所熟知。但实际上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一点。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学士，下至庶民百姓，各个阶层都为这一新颖而独特的外来宗教所吸引，进而迷醉其中，不能自拔。以“帝王崇佛”这一现象来看，梁武帝萧衍是最著名的例子，其余南北朝时期的帝王也大多是佛教信徒。唐朝皇帝中，唐宣宗纠正了前任皇帝唐武宗的“灭佛”措施，因而受到了佛教徒的衷心爱戴，以致衍生出“宣宗出家”的传说，不失为一段有趣的佳话。佛教僧侣在中国古代还经常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甚至涉足政治领域，如明初的道衍禅师，在明成祖的“靖难之役”中屡出奇谋秘计，被成祖倚为谋主，却又终身常居僧寺，不改禅僧面目，并撰写《道余录》批评程朱理学，其人其事，让后世人迷惑不解而又慨叹不已。此外，佛教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也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如饮茶的风气，寺院的“茶会”“茶礼”等，都与当时的世俗社会有很强的互动作用。
佛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以儒学为立身之本，但也有很多人投身于佛教义理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之辨”的探讨吸引了佛教内外人士的注意，引发了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场空前讨论。明末清初时期，湖湘大儒王夫之在总结明代学术的同时，对当时的“士大夫禅学”有所批评，并由此形成了批评与理解并重的佛教观，这种佛教观反映出宋代以后在理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佛教的真实感想和心态。近代学术史上，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心态也很值得我们玩味。
佛教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和禅学。宋代以后的文人说起佛教，往往以一“禅”字概括，“禅”几乎就是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这也可以反映出禅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唐五代以后的禅宗风行，使“禅”溢出了宗教的范围，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性的象征。不但禅僧习禅，文人学者和艺术家也纷纷使用“禅”的术语来界定各自的领域，如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解诗，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以禅论画，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也许中国传统思想与佛教思想在根柢上有一种亲缘性，而这种亲缘性使中国人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多种外来宗教中一眼就认定了佛教，由此展开了佛教在东亚思想世界中波澜壮阔的旅程，并震动中国知识界，余波荡漾两千年而不绝。
《中国佛教史考论》
周建刚 著
ISBN：9787520342636
定价：7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四章，由四个主题组成，即“佛教与传统社会”、“佛教与知识分子”、“禅宗与禅学”、“佛教历史考证”。在这四章内容中，每一章都选取中国佛教史上的特定人物、事件或思想、著作，进行分析评论，并以年代先后为线索，组成一个逻辑性与思想性统一的完整体系。最后，则以“绪论”的方式论述中国佛教的精神内涵与发展脉络。本书的特色是注重历史细节的考证，由历史细节体现出中国佛教历史的复杂开展和思想义理的丰富内涵，对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佛教与中国知识分子、禅学与禅宗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本书能够丰富人们对中国佛教史的认识，并推动对一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
周建刚，现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教授，副院长，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著作《周敦颐研究著作述要》，《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与文本诠释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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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全三册
任继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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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禅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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